1939年，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黄仁宇正在位于成都的黄埔军校接受训练。

  “双十节”（民国政府的国庆日）刚至，蒋介石忽然从重庆来到成都，并校阅了黄埔学生。与黄仁宇想象中不同，讲台上的蒋介石，不是那个黄埔建军和北伐时期气势夺人的百战英雄，倒像一个已确定进入暮年的老人，言语间甚至还带有像私塾老师那样的啰唆。

  以后黄仁宇才知道，蒋校长此时正处于忧郁期，所谓“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

  因为一下子添了这么多吃饭的嘴，四川矛盾越积越多，两个地头蛇——王缵绪与潘文华差点要动起刀枪来。

  居中调停的蒋介石左右为难，恨不得一人扇两巴掌，痛骂一句：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就剩这么一点可怜的家产，还闹什么闹（“寇患日深，尚有何权利可争”）？

  私下里，他也感到异常酸楚。经过多年的浴血厮杀，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已死伤枕藉，其中的精英更是损失殆尽，如果不是为了打小日本，何至如此，到头来还要受你们这些土老帽的气。

  凄雨冷风中，自命杀伐果敢的“蒋委员长”慢慢的变多愁善感起来。国民参政会上，当他念到《诗经》中“风雨所飘摇”一句时，念着念着，不觉当场热泪盈眶。

  当然，流泪归流泪，地头蛇还是得罪不起的。蒋介石下令，让王缵绪率部赴前方抗日，川省主席我自己当，这总可以了吧。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统帅部已难以组织起类似规模的强大攻势，这让中国军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于是继第一期整训后，又完成了第二期整训。

  整训的结果，不仅兵力得到整补，而且各部队战斗力都有所提高，乃至于在昆仑关之战已能首次对日军采取主动进攻。

  1939年10月，中国统帅部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决定从12月起，动员全国九个战区，接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向日军占据的地盘发起冬季攻势。

  抗战中，中日情报战就像真实战场一样激烈，而由于日方有着先进的电码技术，总体上始终更胜中方一筹。

  10月份部署的冬季攻势计划，到11月底却被日军从密码电报中截获并破译，由此在很多地区都作了防范。

  第一战区还没发作，山西的“华北方面军”却来了个先发制人，向中条山出击，反而迫使其进入防守。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如法炮制，通过主动进攻萧山，也让第三战区在行动时增加了很多羁绊。

  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也想向山西、上海的同事学习，无奈他做不到。因为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第十一军的兵力捉襟见肘，别说攻，能守住武汉就算不错了。

  冈村只能退而求其次，除了在武汉外围加固防御工事外，就是让各师团控制少数的机动兵力，以便到时用于策应。

  当然，最坏的准备也要有。第十一军弄来了一批运输机，打算哪个据点如果被包围，一时又解不了围的话，便进行空投。

  虽然知道中国统帅部要发起冬季攻势，可是究竟哪一天发起，却还是个未解的谜。

  进入12月上旬，中方的两个战区仍无动静，冈村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这时第一〇一和第一〇六师团正准备复员，他赶紧把这两个“弱兵师团”给留住，让它们暂时集结于九江，等冬季攻势过了才能打包袱回国。

  以前挑三拣四，现在才清楚自己的想法太奢侈，兵不够的情况下，连“弱兵”都是个宝啊。

  经历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本人在内部都不得不承认，此役纵使冈村兵战未败，但心战已败。

  12月12日，冈村得知襄河一带已爆发战斗，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冬季攻势开始了，他也没有把握。

  去了之后，发现战斗已进入联队级别，野战医院不断送进伤员，而且很多人受的都是刺刀伤。

  冈村紧张起来，意识到对面之敌绝不是小股部队，因为只有训练有素的主力才具备如此好的拼刺技术。

  一问才知道，在近几天的作战中，竟然已有大队长战死的纪录，有时一场战斗就要伤亡百余人。

  看来中国军队此番来者不善，冬季攻势线日，当冈村返回汉口时，各师团受到攻击的报告已如雪片般飞来，让人应接不暇。

  冈村曾视察过的襄河防线属于第十三师团防守区域，而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是张自忠右翼兵团。

  第十三师团早有防备，加上防守工事坚固，在缺乏重炮配合的情况下，要想取得任何一点进展都非常之难，这也是冬季攻势发起之后各战区普遍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

  但是冈村在襄河战场看到的情况表明，张自忠此次决心很大，若不有所收获，绝不会轻易收兵。

  张自忠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仍然是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与第十三师团主力面对面厮杀八昼夜，雪地上到处都是阵亡的官兵，活着的也虚弱不堪。

  这样血拼的结果是，第三十八师不但没能攻破对方防区，自己反而还丧失了原有阵地。

  每当艰难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看家本事。张自忠决定策划一次大胆的奇袭行动。

  第三十八师没法再调了，张自忠只能从赵登禹的基干部队中抽人，好就好在带队长官是张自忠过去在学兵团任团长时的学兵，所以指挥起来要顺手得多。

  国家养兵是为了打仗，要打仗就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二十年，少活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战争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便轻于鸿毛。

  得到兵团总司令的鼓劲，夜袭部队群情振奋，当晚便抄山间小路急行二三十里，对第十三师团的一个旅团部进行猛袭。

  这是老二十九军最擅长的一招，犹如当年赵登禹在喜峰口，大刀队挥刀猛砍，把对方旅团部冲了个稀里哗啦。

  12月19日，趁日军后方动摇，第三十八师趁机发动猛攻，恢复了原有阵地。仅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才全部运完。

  然而从这以后，战场又陷入僵局。说来说去，右翼兵团真正起劲的也只有张自忠和他的五十九军，其他部队要么是战斗力很差，要么是出工不出力，比如由刚刚出川的王缵绪领衔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就迟迟打不开局面。

  12月21日，张自忠在渡过襄河后，赶到位于长寿店的第三十八师指挥所，这里距最前沿仅有两里多路。

  大刀终究及不上攻坚利器，兵团总司令这次带来的是制胜法宝——新近从苏联购进的野炮。

  野炮上阵，几下便打乱了第十三师团的防守阵脚。12月22日，第三十八师乘胜推进，战局出现转机。

  可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的人，总是会被后进者绊一跤。第十三师团有两个旅团，一个对付右翼兵团，另一个对付郭忏江防军，张自忠这边挺住了，郭忏却吃不消，已经撤回襄河西岸去了。

  如此一来，第十三师团的重量便全部压在了右翼兵团身上。一时间，兵团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都是要求撤退的。

  张自忠认为绝不能撤，一撤的话，不光是五战区的冬季攻势会就此夭折，襄河防线也可能没办法确保，因为襄河前沿除了右翼兵团，已无谁能再帮你扛下去了。

  统领右翼兵团以来，张自忠素来严于律己，对一手带出来的直辖部队苛刻，对编入兵团的其他部队则能宽就宽，从不疾言厉色，但到这个火烧眉毛的关头，他也忍不住了。

  张自忠拿着电话十分激动：我们今天退，明天退，就算是退到西藏，日军还不是会跟踪而至。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大好时机，希望你再苦撑几天，以待援军。总之一句话，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坟地，后退者死！

  如果这时候张自忠还安居于襄河西岸，或者第三十八师都缩在后面，兴许还会有人不买账，但现在人家就带着亲兵部队在前沿奋战，谁也不敢真的把兵团总司令抛在后面，自顾自逃到西岸去。

  1940年1月初，右翼兵团的援军终于到达前线。这样一个时间段整个冬季攻势接近尾声，原先进攻武汉的部队大多无功而返，冈村也已准备举手庆祝了。

  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反攻，第十三师团败退六十里，成为第十一军中损失最大的一个师团。这就是著名的“襄东大捷”。

  在针对武汉的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右翼兵团最为出众。鄂北民间对《三国演义》人物如数家珍，老百姓此后便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不过就全国而言，在整个冬季攻势中，第五战区的战绩也仅能列于第二，居于首位的是第八战区，这个战区的扛鼎人物就是久违的“射雕英雄”傅作义。

  人活于世，往往站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狠。当年的绥远抗战，使傅作义一夜之间名扬天下，但是到了太原保卫战，经典并没能够延续，作为善守之将，一天之内就丢掉了太原，不管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那一次傅作义真的是被摔惨了，不仅砸了牌子，其绥军主力第三十五军也是元气大伤，到撤出山西时，每个团仅能收容三四百人，连编成一个营都困难。

  傅作义不得不厚着脸皮去找阎锡山，老西十分干脆——缺人吗？好，给。缺装备吗？好，给。

  我的天，太原又不是红格尔图，那里如今是日本第一军司令部所在地，周围光防守工事就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收复了，去碰一下，手都得烫出泡来。

  傅作义想了想，把胸脯一挺：收复太原责任重大，派董其武恐怕无济于事，我愿意领三十五军亲自出征。

  可傅作义哪有这个实力真的去收复太原，他是怕董其武被派上去后，不明究竟，傻乎乎地被打得精光。

  他已经想好了，丢了太原就是欠了阎老板的，除非对方闭眼，否则你就别指望他会将这笔债务自动清零。

  怎么躲，还是得回到草原上去，绥军是从那里发家的，只有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大地上，才能重新找回胜利和自信。

  于是，傅作义在出击后，明着奔太原去，实质却是打了个擦边球，到绥南去扫了一下。

  至于收复太原，大家出来都是骗骗阎老板的，各路部队大多是虚晃一枪，反而傅作义孤军深入，被日军给包围了。

  你看，不是我不卖力，是其他伙计不用心，你且让我好好训练一下，再收复太原不迟。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战区重新划分，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长驻兰州，实际上完全独立出来。

  第八战区身负保卫兰州这一国际运输站兼空军训练基地的重任，在接到发动冬季攻势的命令后，朱绍良是根本就没有空跑出来袭击日本人的，这个活只能交给傅作义，而老傅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这个地方堪称绥远的明珠，凡米粮鱼肉应有尽有，且襟山带河，易守难攻，早在西汉时，就是军队屯田，以抵御匈奴骑兵的绝佳所在。

  傅作义在河套招贤纳士，屯田练兵，使得绥军在短时间内又恢复了过去的虎虎生气。

  与配属于步兵师团的骑兵部队不同，骑兵集团是以骑兵为中心的，具有单独的行动和作战能力。

  原来骑兵集团共有两个旅团，此前一个骑兵旅团已被调入十一军，剩下来的骑兵旅团一分为二，一个联队在包头以东，一个联队在包头以北。

  不过傅作义要想顺顺当当地占领包头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包头城里的骑兵集团司令部并不是吃素的，集团本身就配有骑炮兵连队、战车队、汽车步兵大队、辎重队等直属部队，何况由于情报泄露，中国各战区要发动冬季攻势在日军内部早已不是秘密。

  日本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天天如临大敌，他知道傅作义迟早要搞这么一次攻击，但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天。

  不来这么一下子，他都觉得对不起自己——骑兵集团的机动能力太强了，不出去打一下，光缩在窝里，岂不要让人笑掉大牙。

  集团长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讨伐队”，为了达到突击的效果，他特意封锁了消息，谁都不让知道。

  那个情报不过是傅作义故意“漏”给他的，为的就是调虎离山。趁“讨伐队”开门出城之机，平民装扮的绥军早已一拥而入，用“掏心战术”控制了城池。

  好好一座包头城，就这么被傅作义从手中赚走，骑兵集团集团长哪里甘心，他立即呼叫附近的两支骑兵联队前来救援。

  小岛不知道，其实傅作义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包头，道理很简单，就算他占领了，一座孤城又如何守得住。

  此时的傅作义手执套马杆，要套的就是那两支骑兵联队，这就叫做“围点打援”。

  傅作义动用了一支步兵师进行伏击，借助的山势地形也非常有利，绝大多数都是骑兵冲不上来，他们却居高临下，可着劲儿想打哪里就打哪里。

  两支骑兵联队同遭厄运，一支被消灭大半，另一支则连联队长都没能逃得性命。草原之上，日军尸横遍野，失去主人后的东洋马狂奔乱叫，武器扔得到处都是。

  12月21日，位于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得悉后，急忙向包头增派了两个步兵大队。

  一天之内便搞残一个日本骑兵旅团，这在以前是从来就没过的，也因此成为冬季攻势中最突出的亮点。

  傅作义的声名迅速回升。三年前，你还可以说他只能打打伪军，三年之后，人家灭的是正宗日军，还是骑兵；三年前，他才刚刚从防守转向进攻，但那只是初步，三年后，他在进攻战上已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吃了亏总要找补点回来，而且傅作义这样的人在卧榻之侧，你能睡得好觉吗？

  1940年1月24日，日本统帅部批准了“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中将的“八号作战”方案，即集中“驻蒙军”，采用车骑协同战术，一举摧毁傅作义的河套基地。

  1月28日，冈部以原驻山西大同的第二十六师团为主力，利用骑兵和汽车的双重机动优势，发动了绥西战役。

  在“驻蒙军”大兵压境的同时，内蒙古草原的气温也骤降下来，甚至连平地都被冻住了，这样一个时间段要是脑子一发热，冲上去硬拼的话，无疑正中冈部下怀。

  傅作义没这么傻，他化整为零，把绥军分散成一个个小单位，实行职权下放，让各级将官带着队伍自个儿玩去。

  不过怎么打，得关照在前面：你们要竭力避开公路正面和两旁开阔地，因为那里正对日本骑兵和汽车部队的胃口。

  傅作义想得很好，但策略是一回事，实战又是另外一回事，日军跟在后面，并不是你想甩就甩，想走就走的，而且有的据点或防线也不可能不守，所以大多数时间绥军都不得不由游击战或运动战转为阵地战，从而蒙受了一定损失。

  到此为止，冈部认为他可以收工了。河套这么大，也不可能把每块草皮都翻过来看一遍，连五原都拿了下来，当然就等于整个河套都扫荡过了。

  五原离包头还有四百里路，远超于了日军的可控制范围，因此按照日本统帅部的要求，绥西战役结束后，“驻蒙军”就要撤出河套，原来驻防哪里的还得去驻防哪里，可是你要让冈部就此放弃五原，他哪里舍得。

  2月中旬，“驻蒙军”以一种功德圆满的姿态撤离河套，临走时，冈部在五原设立了特务机关，任命桑原荒一郎中佐为特务机关机关长。

  原先冈村只打算留一个日军步炮混成联队给桑原指挥，可是他的参谋长认为兵力太少了。

  不是说怕傅作义来攻，而是担心宁夏青海的马家军会突然杀过来，在参谋长看来，那帮骑马的徒，速度要多快有多快，一眨眼工夫就可能冲到城下，到时仅靠一个联队恐怕守不住城。

  冈部认为这主意不错，随后调来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和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加强防守。

  五原的日伪军全部加起来，已经接近一万多人，冈部认为桑原应该无忧了：傅作义早已被我赶得不知踪影，你好好地在这里给我看着吧。

  冈部以为傅作义已经逃之夭夭，却没想到人家压根就没走，一直都在河套转悠，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可惜“套马杆”只成功了一半，日军步炮混成联队出是出来了，却提前发现了伏兵，马脑袋一缩，老傅两手空空，什么都没能套着。

  总结了一下，还是力量不够，就算伏击不成，正面猛击，又怎么能够让对方这么容易就溜之大吉？

  傅作义下达紧急命令，把绥西战役期间藏到后方休整的部队全都调上来，准备再攻五原。

  2月25日，中国统帅部专电：由于傅作义在冬季攻势中表现突出，特晋升为第八战区代司令长官，可即刻到兰州上任。

  去兰州，自然不能亲自指挥收复五原的战役，但如果不去，傅作义对能不能打赢五原之战实际上也没有确定把握。

  有道是，纵然杀敌一千，也得自伤八百。从冬季攻势开始，绥军就蒙受了很大损失，且久战疲惫，战力回落，亟须休整。在五原城外，“套马杆”没能套着日军联队，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边是已在桌上放得端端正正的乌纱帽，另一边是很难预知最终结果的沙场搏杀，何去何从，似乎不难选择。

  自己到兰州，不带绥军前行，等于光杆，一大家子都去了之后，给养补充就是一个大问题。

  朱绍良不急，因为他原本就出自中央军，你不是人家的亲儿子，只能给一点是一点，饥一顿饱一顿地撑下去。

  当然还可以两者兼顾，带一部分人马去兰州，留一部分人马在河套，可是宁夏与河套隔开整整八百里沙漠，万一“驻蒙军”趁机以五原为基地，在河套扎下根来怎么办，到时再想打回老家，又谈何容易。

  先前包头一役，于世人看来，已是漂亮得不能再漂亮了，否则也不会在冬季攻势中拔尖，如果说美中不足，就是没能最终占据包头城。

  可是自“七七事变”以来，先后被日军攻克的城池太多了，又有哪一座能够最终靠反攻收复回来的呢，都是说丢就丢了，丢了便成了人家的东西，再也拿不回来了。

  在包头之战中，傅作义也采用过掏心战术，但与上次相比，这次城里的日伪军更多，因此对掏心战的要求也更高，傅作义决定组建“掏心突击队”，并任命安春山担任突击队队长。

  安春山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上次攻包头时的主攻团团长。包头之战打到最后，两手空空的“讨伐队”和远途增援的“驻蒙军”步兵大队都来了，城里的日本兵源源不断，越聚越多，安春山虽率团冲出重围，却有一个排被日军用密集火力封在了城内。

  处于绝境之下，这个排全部力战而死，无一人被俘或投降。安春山每讲到这件事时，就声泪俱下，令人闻之恻然。

  你回来就回来吧，毕竟在东方军队中被俘不是什么特光彩的事，可这小子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到处宣扬日军的“德政”，说是小岛集团长亲自把他放回来的，临走时还送了十元银洋。

  绥军号称“七路半”，团里也像八路军那样设有指导员。一见情况不好，指导员赶紧上前劝阻，可是根本拉不住，一刀，安春山就把那个兵给砍了。

  到了绥西战役，由于敌强我弱，连因红格尔图之战而一举成名的董其武都因作战不力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安春山却越打越疯，即使大腿中弹也不肯撤下来，颇为人所称道。

  在成立“掏心突击队”之前，傅作义曾将团长以上将官召集起来开会，安春山第一个站起发言。

  他说我们的祖国是以弱敌强，所以虽然是长期抗战，但总得干，总得打仗，否则那不叫抗战，叫混！

  干与混不一样，打与不打也不一样，如果是混，我现在就撂挑子，请长假，回老家。如果要干，那我愿意第一个赴汤蹈火，冲锋陷阵。

  包头一战，由于安春山团是普通步兵团，只适应于一般野战，因此吃了很多亏。这次傅作义组建“掏心突击队”，是以安春山团为基础，再从其他部队中抽调精兵强将，然后大家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

  首先是模拟五原城内的环境，让突击队队员们练习夜战和巷战，以及怎样以少打多，怎样爆破，怎样防空。一般士兵掌握的，他们必掌握，一般士兵不掌握的，他们也必须掌握。

  其次是参照包头之战的经验教训，在演习中加入了突击受挫等环节，以提高突击队的应变能力。

  在发起攻击行动之前，傅作义做足了保密工作，突击队所在区域，一律只许入，不许出。

  训练和演习都要利用晨昏大雾或暗夜进行，白天不能集体行动。就算是一个人要出去，也必须披件老百姓的衣服，为的就是躲过日本飞机的侦察。

  傅作义这边把全家老小都动员起来，那边的桑原却还大腿跷在二腿上，优哉游哉哩。

  傅作义“套马杆”的落空让他甚为得意。原来傅某翻来覆去也不过那几招，就会诱我出城，要是我打死不出来，他还能如何？

  这人脑子一发胀就会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举动。桑原认为一个联队放在五原都是多余的，另外的地方不是需要人驻防吗，调过去吧，我这里不需要。

  五原由老城和新城组成，桑原自率警备队守新城，德王的三个伪蒙师守旧城，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则驻防五原外围。

  三足鼎立，还怕他谁来，不靠任何援军，我也同样守得住五原，而傅作义，你就在乡下待着吧，别再做回城的梦了。

  3月20日深夜，正在做着好梦的特务机关机关长突然被枪声惊醒，有人向他报告：傅作义已经进城了！

  一系列步骤完全按照演习和训练的程序进行：先昼伏夜行，到达五原新城外壕，然后俘获在城外执勤的伪军（为什么干伪军的总是这么倒霉），在取得通行口令后，骗开城门，突入城内。

  在绥军战将中，安春山号称拼命三郎，每战必奋勇向前，因此升迁速度很快，超过了很多与他同级或高一级的军官，慢慢的变成为傅作义手下继“傅家二虎”之后的第三号猛人。

  “动虎”孙兰峰担任攻城总指挥，“静虎”董其武则坐而打援，负责将敌援军阻于五原以北的乌加河。

  后者慨然答道：只要日军三天之内过不了乌加河，我保证将五原城里的小鬼子打得一个不剩。

  董其武受了处分，正憋着一股劲，于是也毫不示弱：三天之内，我绝不让一兵一卒渡过乌加河！

  突击队进城后，孙兰峰率大部队冲入，将城内包括日本警备队在内的日伪军歼灭大半，但是有两个据点始终都拿不下来。

  3月21日，“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获报后，急派第二十六师团和骑兵集团赴援，骑兵跑得快，当天已陆续到达乌加河畔。

  傅作义得知日军援兵已至，新城却还有两个据点攻不动，马上使出撒手锏，将炮兵调了上去。

  炮兵来了一看就明白了，据点的围墙又高又厚，无论是普通步兵还是突击队队员，都没有本事玩穿越。

  3月22日，五原新城被全城拿下。在此之前，伪蒙军防守的五原旧城早已落于傅作义掌握之中。

  其中有个伪蒙师打不过想跑，可是又怕日本人追究，于是便战战兢兢地向五原城内的特务机关请示。

  那个伪蒙师长收到回复后，大喜过望，哪管真假，随即就放弃阵地，“自由”去了。

  在所有日伪军中，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由于处于外围，不负守城之责，所以最为吊儿郎当，时刻准备溜之乎也。

  在听说五原新城旧城都被攻入后，王英连请示都没请示，自己就打马跑掉了，他那个拼凑起来的“联军”也跟着土崩瓦解。

  接到“假电报”而放弃阵地的伪蒙师遭到伏击，被打得稀里哗啦，而桑原中佐虽从五原新城逃出，也被游击队当场击毙。

  为什么逃命这么难，因为陆路上傅作义都派有骑兵或游击队阻击，湖泊岸边倒是没有人，然而那时候已经解冻，没桥你过不去。

  这厮的额头真够高，守桥的曾是他的旧部，一番眼泪和哀求后，“华容道”的那一幕重新上演，王英步白脸曹丞相之后尘，终于捡得一条性命。

  后来事情揭发，傅作义处理得也颇有人情味，只是将守桥将官撤职查办，解除他的军职就算了。

  在孙兰峰攻城之际，董其武始终牢牢地据守着乌加河，使得日军就算搭浮桥也冲不过来，只能隔河对峙。

  小岛吉藏担任“驻蒙军”救援行动的指挥官，过河之后，他没找到任何绥军主力部队的踪迹，而傅作义丢给他的五原完全成了空城一座，什么都没有，既没粮食也没人，倒是城外有很多游击队在不停地进行骚扰。

  我们守着这座空城，既没吃的又没喝的，还整天担惊受怕，这不是武大郎射箭杆——发穷贱（箭）吗？

  可是因为桑原及其日伪军被几乎全歼，冈部怕得要命，唯恐遭到追究，所以他怎么都不同意小岛立即撤回，巴巴地希望对方至少立个功，哪怕弄个小胜也好让他有所交代。

  3月27日，傅作义掘开了乌加河南堤，五原一带成了泛滥区。由于道路淹没，日军连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了。

  见到棺材，“驻蒙军”司令官才掉了泪，终于决定放弃五原，“驻蒙军”最后是靠飞机引路才撤出来的。

  五原之战后，冈部因责任问题而奉召回国，“驻蒙军”也限于兵力不足和给养困难等原因，再未能对绥西发动大规模攻势。

  当春风从草原吹过，不知留下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自“七七事变”后，草原英雄再次崛起，绥军之基业亦从此处开始重新奠定。

  三湘都市报4月29日讯（全媒体记者 罗艾敏 整理）2025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生效，新规为原农村户籍人员开辟了“返乡落户”通道，并规定回迁人群、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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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旱厕那边捞手机，却没注意到旁边有个隐蔽的化粪池口被腐朽木板掩盖，一脚踩空就掉了下去。这附近只有一个遗弃多年的工地，没有人经过，呼救也没人能听到。”回想女儿生前遭遇的不幸，贺建（化名）哽咽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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